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常说饭可以少吃，觉可以少睡，书可不能少读啊！他是图书馆的常客，与图书馆终生结缘，互相成就。他当过北京大学的图书管理员，还曾亲自创办图书馆，为推动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青年毛泽东对图书馆情有独钟

毛泽东从小就喜欢读书，但家里可读的书毕竟有限，他能从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一代伟人，离不开在图书馆的阅读和思考。东山高等小学堂的藏书阁、湖南省立图书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都对青年毛泽东的成长发展产生过显著影响。

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这是毛泽东接触图书馆的开始。由于课堂所传授的知识远不能满足毛泽东对知识的需求，他就经常到学校的藏书阁借阅各种中外历史、地理书籍。毛泽东在此第一次看到康梁变法论文，深感振聋发聩，启发他从全新的角度来认识中国社会、思考人生发展。康有为、梁启超变法自强的思想对毛泽东救国救民志向的树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启蒙作用。

湖南省立图书馆是中国第一家以“图书馆”命名的省级公共图书馆。在这里，19岁的毛泽东第一次“看见了世界”：他读到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和达尔文的《物种原始》（《物种起源》），斯宾塞的《逻辑学》和古希腊的诗歌、传奇、神话以及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著作。而他“最大的收获”是第一次“看见了世界地图”。在这里，他才知道“原来中国只占全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立图书馆使毛泽东首次接触到现代科学体系与民主思想，重塑了自己的天下观，真正成为一个胸怀全球的人。每日开馆即进、闭馆方出的专注阅读，使其完成了从传统书生到现代知识分子的思维蜕变，为后续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认知基础。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图书馆让毛泽东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功底，全面了解到古今中外的大事。从《二十四史》到《资治通鉴》，从先秦诸子、宋明理学、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他都涉猎学习，国学造诣日益精进。他还通过比较研读《二十四史》与西方哲学著作，构建起贯通古今中外的思维视野。毛泽东还充分利用阅报室了解和研究国内外大事。他认为报纸是一种百科全书，是活的历史。就是在这个时期，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深深地吸引了他。《新青年》提倡的思想革命、文学革命、劳工神圣、妇女解放以及科学、民主的主张，把毛泽东引入了一个全新的思想境界。

如果说在第一师范及其图书馆的学习，使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开始形成”并“获得社会活动的初步经验”，那么，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经历则成为毛泽东一生中很重要的一步。在这里，毛泽东真正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在李大钊安排下成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助理员后，毛泽东一方面直接接触并快速了解新文化、新思想，另一方面在李大钊的影响下，他积极利用北大图书馆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等方面的书。其中对毛泽东影响最深的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争斗》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毛泽东了解了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信仰便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这也充分说明，毛泽东最终成了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与图书馆分不开的。

青年时期在图书馆学习工作的经历不仅培养出毛泽东每日读书的好习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更形成其将阅读与救国救民相结合的思维特质，为后来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思想准备。

为开启民智积极推动图书馆建设

正因为切实体会到图书馆对于自己成长进步所发挥的突出作用，认识到图书馆对于开启民智、传播文化的重要性，所以毛泽东参加革命以后一直非常重视图书馆工作，大力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创办图书馆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文化知识的阵地，是毛泽东领导革命的重要手段之一。他曾先后参与和领导创立了多种形式的图书馆（图书室），例如，1920年7月，他在长沙创办旨在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使人人有阅读之机会”的文化书社。文化书社采用书店和图书馆合一的方式经营运作，既出售书籍，又设有阅览所。1921年8月，他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图书室，想方设法收集马克思主义著作和革命书刊，提倡“自己看书，自己思索”“共同讨论，共同研究”，以此开阔青年视野、活跃自修学员的思想。1922年，毛泽东创办湖南青年图书馆，馆藏有《西洋伦理学史》《共产党宣言》《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新俄国之研究》等书籍，以及《劳动界》《新青年》《新教育》《先驱》《赤光》《时事新报》等进步报刊，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思想、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这些图书馆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推进革命事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为在全社会弘扬读书好学之风，毛泽东着力倡导和推进图书馆事业建设。1932年，他领导创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图书馆，供中央政府干部群众、红军官兵和社会团体学习和查阅资料。1933年9月15日，他签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训令第17号——关于教育工作》，郑重说明：“对于发展工农剧社、俱乐部、图书馆、阅书室等等社会教育工作，应给予充分的注意与组织，这更是目前教育方针与中心的任务。”考虑到苏区绝大多数落后乡村的实际情况，毛泽东指示县、区、乡建立健全俱乐部、书报社、阅报社等各种公共文化团体，开展以列宁室、红角为代表的乡村图书馆运动。这一时期，有过半数乡村办起了图书馆，俱乐部、列宁室已达到每村一个的程度，乡村图书馆在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和识字运动中迅速发展开来，形成了以中央图书馆为龙头，以部队、农村、机关单位组建的俱乐部、列宁室、图书馆等为龙身的图书馆体系，极大地提高了基层群众的文化水平，在开启民智、教育群众方面取得积极效果。

延安时期，毛泽东曾发出“为消灭文盲而斗争”的号召，各革命根据地都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了扫盲工作。扫盲对象以青年为重点，大体上都要求认识常用字1000多个，能看懂当地的报纸，能写便条和记账。同时，在毛泽东的倡导和党的领导下，包括公共图书馆、机关图书馆、干部院校图书馆和工厂、农村、军队、中小学校、医院图书室等100多个窑洞图书馆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为干部群众提供阅读资料。毛泽东亲笔为延安的中山图书馆题写馆名，并捐款300元大洋。

毛泽东还曾向许多图书馆捐赠自己的藏书。延安中央图书馆成立之初因图书来源困难，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赠书助建，其中毛泽东就捐赠了个人藏书数百册。1948年7月，党中央决定恢复建立高级党校，命名为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前身），毛泽东又带头向学校捐赠图书，现在中央党校图书馆馆藏毛泽东藏书，许多就是在这一时期入藏的。

在毛泽东领导下，我党创建的图书馆，为广大干部群众接受马列主义教育提供了重要场所，为党中央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文献资源保障，为我党培养军事、政治、经济、文学等多方面人才提供了有益帮助，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致力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从青年时期在图书馆系统研读西方哲学，到进北京大学图书馆接触马克思主义经典；从革命年代创办文化书社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到新中国成立后推动图书馆事业发展，毛泽东始终将图书馆视为思想启蒙的阵地、革命事业的基石和文化传承的纽带，高度重视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各级各类图书馆以极大的热情投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毛泽东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和国家治理的角度出发，更加重视全民阅读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1950年5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古迹、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保护办法》和《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1956年，为响应中共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文化部等部门召开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公布了《明确图书馆的方针和任务为大力配合向科学进军而奋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试行条例》，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各类图书馆的发展方针及基本任务。此后，我国图书馆事业开始走入国家发展规划，各类型图书馆蓬勃发展，为国家发展和人民文化素质提高提供了重要的服务支撑。

毛泽东更是身体力行，引领了全国的阅读之风。图书馆作为百姓的学校、知识的入口，是开展教育、传播文化的重要力量，是构成国家公共文化事业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1958年，北京图书馆更换新证，由于毛泽东是该馆利用率最高的读者之一，馆员们把毛泽东的借书证列为第1号。

从图书馆的使用者，到图书馆的工作者，从部分图书馆的创立者，到全国图书馆事业的推动者，毛泽东的一生，是与图书馆相伴始终的一生。图书馆的海量图书是毛泽东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形成毛泽东思想的文化基础。毛泽东把依靠图书馆促进全民阅读事业作为整个无产阶级千秋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加以重视，要求全党要把图书馆事业当作教育人民、提高党员理论常识的大事来抓，对促进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